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们，大多数都过上了幸福安稳的晚年生活，按照他们的军衔和职务，享受着相应的待遇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将领因为在大规模运动中涉及了一些问题，最终遭遇了退出现役、降职或待遇减少等一系列处理博远策略，比如冼恒汉和丁盛等人。
他们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，降职和待遇的处理方式也有所区别。
丁盛曾是少将军衔，曾担任过广州军区、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属于大军区正职。他因涉及两起案件被要求退出现役，按团职待遇，每月仅得150元的安置费。直到1995年，他才被重新接回部队，并按照副师级待遇安置。
冼恒汉则是中将军衔，曾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长达22年。直到他被免职，才离开兰州。他所涉及的问题与两起案件无关，主要与兰州铁路局的管理问题有关。自1955年至1967年，冼恒汉一直负责军区的正职工作，几乎未涉及地方事务。然而，随着大运动的逼近，甘肃省委的领导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许多主要领导人被迫站到了一旁。军队接到上级命令支左，很多大军区的领导纷纷兼任了省委第一书记或省革委会主任。例如，南京军区司令员兼任省革委会主任，福州军区司令员兼任福建省第一书记博远策略，省革委会主任等。而冼恒汉也被安排兼任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，工作重心因此转向了地方。
当时，兰州铁路局内出现了一些混乱，虽然这本应是铁道部的责任，但因为事发地位于甘肃，且上级指示让冼恒汉负责处理，于是他便介入其中。事情复杂且具有敏感性，冼恒汉承认在处理过程中确实犯了错误，特别是过于偏袒一方，压制了另一方的意见。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决策者，而是执行者，把所有责任都归结于他一人，实在不公平。
展开剩余65%1977年4月，上级突然决定将萧华调任兰州军区担任政委。冼恒汉对此感到有些意外，按照常规组织流程，通常会事先告知军区领导变动情况。萧华曾是上将，曾任军委副秘书长、总政治部主任，曾是冼恒汉的上司。萧华调任时，并未明确表示谁在前，谁在后，只是简短地告诉冼恒汉，“按先来后到，冼排第一，萧排第二”。冼恒汉这才明白，自己的重点工作将侧重地方事务，萧华则负责军区的管理。
两个月后博远策略，冼恒汉与兰州军区的领导以及甘肃省的主要领导一同前往北京开会，会上他因兰州铁路局的事件遭到严厉批评。最终，冼恒汉被免去职务，回到北京。上级告知他要留在北京，等待新的安排。这一等，就是整整五年，期间几乎没人再提及他。
直到1982年，兰州军区的一名领导向总政部提出，冼恒汉应回兰州解决当年的遗留问题。冼恒汉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五年，不会再有波澜，处理一下旧事即可。然而，等到他回到兰州后，却被限制了自由，身体也因无法接受这种状况而发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，最终因心梗住院治疗。
就在这一年，上级终于对冼恒汉作出了最后处理决定：退出现役，每月按师级待遇发放200元安置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被要求搬离原来的住所。如果不按时搬迁，供水供电将被中断。这一情况与丁盛的遭遇如出一辙，冼恒汉心中满是愤懑。
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置，冼恒汉只得接受断水断电的待遇。水停了，孩子们就爬上管道重新接通；电断了，他自己重新拉了一根电线。寒冷的冬季，兰州的气温极低，没有暖气，他只能依赖几个大炉子取暖，常常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入院。没有其他办法，他只能忍耐，每年冬天几乎都在医院度过。
然而，到了1984年，冼恒汉的待遇发生了变化。上级对1982年做出的处理结论进行了修订，原本提出的一些问题被撤销，冼恒汉的待遇也由师级提升为正军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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