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76年9月12日，您先坐，我再倒杯水。”李敏轻声招呼，话音微颤。客厅里黑纱环绕的遗像让空气格外安静融通资产，王鹤滨点点头，抬手擦了擦镜框边角的灰尘，仿佛这样就能离那位故人更近一点。
从1949年秋天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算起，王鹤滨已整整二十七年没和李敏单独说过话。那年，他奉命护送李敏、李讷去报到，手续表格上“父亲”一栏让他犯难，带回中南海请示后，主席只摇头笑道：“学生是你送的，写你的名字。”一句话，既避嫌也护短，王鹤滨当场领会，笔下一落，两位“新女儿”便写在了档案里。
挂名父亲的结果出乎意料。李敏对这位“王叔叔”心生依赖，高中住院时更把情窦初开的烦恼递到他手心。那封折角的信纸今天仍留在王鹤滨的行医日记里：男孩字迹端正，句句朴实。王鹤滨揣摩少女的羞涩，提笔帮她回信，只叮嘱一句“慢慢了解”，没想到竟成了牵线之举。
1958年以后，王鹤滨调往军区总医院，再无机会直面主席。他常说自己“离灯塔太远”，却依旧把毛家姐妹的事挂在心上。1975年，偶遇李敏于北京协和医院门口，他脱口而出：“帮我捎封信给你父亲吧。”信里只是问候与保重，可他不了解，彼时李敏已因保密与治疗安排，极难见到父亲。
如今主席长眠，遗像中央，李敏挽着一位身着深灰中山装的男子走近。“王医生，这位是孔令华。”随即侧头对丈夫笑道：“咱俩能走到一起，多亏他。”话音落地，三人会心，却各怀思潮翻涌。
孔令华其实并不陌生。王鹤滨瞄了一眼对方融通资产，五官与当年信纸背后的想象重合：温和、有些书卷气，不善言辞却目光真诚。他伸手相握，对方微微鞠躬，短短几秒，旧事如电影般闪回；病房、床头柜、那封信、李敏半掩的笑意，一切都活了。
吊唁结束，三人落座。王鹤滨压低声音，仍难掩激动：“1975年的那封信，主席收到了吗？”李敏神情有歉：“爸病情反复，我实在琢磨不出办法，只好先瞒着您，信一直在我抽屉里。”说着取出一个牛皮信封，边角已微卷。王鹤滨握在手中，沉默良久，最终只是长叹：“我理解。”
不得不说，这段插曲让在场两位中年男人都生出复杂滋味。孔令华走南闯北多年，仍第一次知道妻子与岳父之间见面竟如此艰难。他轻轻拍拍李敏手背，对视片刻，便替她把尴尬接了过去：“当年要不是王医生提点，我恐怕连回信都收不到。”
客厅窗外，初秋阳光浅淡。李敏转身整理遗像下方的白菊，语气平稳却带一点感慨：“我和讷讷从小被嘱咐，不能仗着父亲身份去享便利。王叔那回把名字写上去，我们才真正明白‘普通学生’四个字的分量。”
王鹤滨听得认真。他曾在战地救护里见惯生死，也见过高级干部子女接受特殊待遇，而毛主席让两个女儿以普通身份入学的选择，令他佩服至今。他回忆道：“后来的教学主任还专门问我，你和孩子们什么关系。我说自己是送表的护士长，主任笑而不语，却再没追问。”
时间进入1960年代，国内局势起伏，王鹤滨忙于巡诊，几乎与李敏失联。他们再次通信，是1971年“九一三”后汛期支援，一封“注意安全”的纸条，行迹简单却暖意十足。李敏事后回忆，那是她收到的最及时的安慰。
环顾李敏家的书柜，《朝鲜战争医疗手记》被放在显眼位置，那是王鹤滨出版的小册子。孔令华拿下来翻阅两页，微笑道：“这本我在部队时读过，没想到作者本人比书写得更谦和。”王鹤滨摆手：“都是些救急的经验，谈不上大作。”简短客套，折射出那个年代同辈人特有的清正。
短暂停留后，王鹤滨起身告辞。临出门，他忽而想起一事，转回身语速放缓：“小孔，小李，若哪天你们有了孩子，别忘了带来看看我这位‘老丈人’。”李敏失笑：“那敢情好，届时还请您把名字再写一次？”气氛轻松了些，却没人再谈及沉重的别离。
街道上梧桐叶摇摇坠坠，王鹤滨拎着那封未寄出的信，步子不快。偶尔路人投来好奇目光，他沉默前行，只在心里把那句未说出口的话默念了一遍：主席，学生给您来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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